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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平壤，金成柱办公室

    莫斯科的回电，以及早已送达、立场鲜明的北平复电，被秘书无声地并排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。

    房间里静得可怕，只有壁炉里的木柴偶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，反而更衬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。

    金成柱没有立刻去碰那两份决定性的文件。

    他依然背对着房间，面朝墙上那幅巨大的朝鲜地图。

    南半部的山河在他眼中，依旧被理想主义的温暖色调所渲染，统一的目标仿佛触手可及，是他日夜萦绕的梦想。

    他的指尖甚至因为内心残存、最后一丝炽热的期待而微微发烫。

    然而，一种隐约的不安，早已悄无声息地缠绕上他的心头。

    这几天，莫斯科驻朝鲜大使馆的异常态度，无法不让他心生疑窦。

    那位以往总是带着热情笑容、随时准备讨论军事援助和战略推进的莫斯科大使，最近几次约见，却屡屡以“身体不适”或“正在与莫斯科进行重要电讯联络”为由推迟了。

    即使见面，对方也一改往日就具体军事问题深入探讨的姿态，言语变得空前谨慎、官方，反复强调“要全面评估”、

    “需考虑诸多复杂因素”，对他提出的关于下一步进攻的设想，只是含糊地表示“已向莫斯科转达”，却不再有以往那种积极、近乎承诺般的回应。

    更明显的是莫斯科军事顾问团。

    那些以往在作战地图前慷慨激昂、甚至偶尔会与人民军将领就战术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军官们，近来也变得异常沉默和疏离。

    他们依旧出现在指挥部，但更多地是观察和记录，不再主动提供进攻性的建议，对于任何涉及越过三八线后行动的询问，都统一以“等待上级指示”搪塞。

    这种集体、刻意的沉默，本身就散发着一种不祥的预兆。

    这些细微的变化，让金成柱在狂热之下，早已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妙。

    他只是不愿，或者说不敢，去深入想那个最坏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他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大国官僚主义的暂时低效，或是约瑟夫同志需要更多时间权衡。

    现在，答案就在桌上。

    他最终转过身，动作因内心复杂情绪的撕扯而显得有些迟缓。

    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要为自己注入勇气，首先拿起了莫斯科的电报。

    手指触碰到纸张时，那先前因期待而产生的微热瞬间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难以察觉、冰凉的颤抖。

    他逐字逐句地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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